有缘千里来签约,无缘对面不相逢

最近一个188 签证申请人和我们解除了合同。原因是我们说的和所有其他中介都不一样,包括中澳许多知名中介。他感觉不能再信任我们了。

他的情况大致上是这样,他拥有中国公司的股份,但是他由于在澳洲没法参与中国公司的管理。他的配偶在中国管理这个公司。这种情况能不能做188A?

所有其他的律师都是说不可以。有些律师说客户的配偶只少要持有1%的股份,基本上除了我之外都是以上2种意见。而我认为可以,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我又是少数派。

我当然知道其他律师说不可以的原因, 他们的理由是根据

188.225

For at least 2 of the 4 fiscal years immediately before the time of invitation to apply for the visa, the applicant had an ownership interest in one or more established main businesses that had an annual turnover of at least AUD 500 000 in each of those years

显然他们是查过移民法的,这188.225的这一条中明显是用的 the applicant. 并没有the applicant 的配偶。

但是他们没有仔细把这个问题研究下去。

Ownership interest 这个是一个定义词汇,是和一般人的理解不一样的。

Reg 1.11A    Ownership for the purposes of certain Parts of Schedule 2  

(1)  Subject to subregulation (4), for Parts 132188888890891892 and 893 of Schedule 2, ownership by an applicant, or the applicant’s spouse or de facto partner, of an asset, an eligible investment or an ownership interest, includes beneficial ownership only if the beneficial ownership is evidenced in accordance with subregulation (2).

如果在继续查下去,就可以发现 ownership 是包括spouse 和 de facto partner 的 ownership intestest.

所以结合 Reg 1.11A  可以发现 the applicant had an ownership interest 的意思是 the applicant or the applicant’s partner has an ownership interest.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是客户宁愿相信多数人的意见。我们做移民生意也讲究一个缘分, 有缘千里来签约,无缘对面不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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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489签证或者190签证,我能搬去别的州么?

无理由限制PR自由移动是违反澳洲签署的国际公约的。The right to freedom of movement is contained in articles 12 and 13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Governments have a duty to ensure that a person’s freedom of movement is not unduly restricted by others, including private persons or companies. The right applies to all persons lawfully within Australian territory, not only to Australian citizens. 政府有责任确保在没有足够理由的情况下,每一个公民或者是居民的自由移动的权利不受妨碍。

所以PR 的签证一般是不放condition 的,190 签证是一个PR ,PR是没有任何condition的。489签证一般放的是一个8549的condition, 也没有规定死持有人必须住在哪里,而是尽可能多的给了签证持有人选择的权力,允许489的签证持有人住在任何的边远地区。比如SA担保的489 跑去了TAS 或者NT, 移民局代表的联邦政府就不认为是一个问题, 这就是政府立法背后的考虑。

489, 190基本上都是州政府担保的,而州政府又希望他们担保的申请人能尽可能的留下了。但是站在联邦的角度,那就是有肉烂在锅里,你搬去了那个regional area 边远地区都是一样的达到了489 这个签证的目的,所以联邦并没有动力和意愿去现在489签证持有人只能在担保州工作,居住。但是如果联邦政府想要求489持有人必须在担保州居住。联邦政府是有这个法律途径的,移民局可以放8571的签证的condition在489或者190签证上. 之所有没有放8571, 我想是因为拿到190或489 离开担保州的问题并不严重,没有足够的理由来违反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8549 和8571的要求如下。

8549

(1)  Unless subclause (2) applies, while the holder is in Australia, the holder must live, study and work only in a designated area, as in force:

(a)  when the visa was granted; or

(b)  if the holder has held more than 1 visa that is subject to this condition — when the first of those visas was granted.

Note:    designated area is defined in regulation 1.03

(2)  For a visa granted on the basis of satisfaction of clause 159.214 or 159.311 of Schedule 2, while the holder is in Australia, the holder must live, study and work only in Norfolk Island, apart from any period during the whole of which the visa holder:

(a)  has not turned 25; and

(b)  is a dependent child of a person who is ordinarily resident in Norfolk Island; and

(c)  lives elsewhere in Australia for the purpose of study; and

(d)  meets the requirements mentioned in condition 8105 (which relates to students engaging in work).

Note:    Condition 8105 is not imposed on the visa.

 

8571

The holder must maintain an ongo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nominating State or Territory government agency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State or Territory in which the agency is (or was) located.

为什么移民事业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由于政府政策进一步收紧,不仅想移民的人发现移民很困难,我们这些帮别人做移民的人也发现生意难做了,符合要求的申请人越来越少。很多从事多年的移民顾问都在考虑转行,但是我认为移民作为澳大利亚的一个特殊行业,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不管政府的短期政策是什么,政府的长期政策一定是受财政收入影响的。政府的财源长期来说决定政府的政策走向。长期来说,只要是能增长政府财源的,政府都会支持,只要影响政府财源的,政府都会改正。就像个人可能短期,由于种种其他原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有了金钱上的损失, 当损失大到一定程度,不管当初决定的动机是什么,都会改弦易辙。

澳洲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大概占国家收入的40%, 公司所得税大概是20 % , GST大概占15%, 消费税 5%, payroll tax 5%, 房产过户印花税 5% 这里就是差不多90%的澳大利亚政府收入来源了。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收入来源都和劳动人口有紧密相关的联系。当劳动人口下降的时候,支出并不会减少,政府钱马上就不够用了。澳洲现在每个妇女的大概生1.83个小孩。是不足以提供人口足够的增长的。政府要日子好过,就要达到1%以上的人口增长率,那就差不多要发放20万的永久居留签证。就算自由党政府也不能长期让人民过苦日子,想要平衡预算,没有20万的永久居民输入是办不到的。

别看今天移民部长,前总理都是喊打喊杀的,但是谁也不能违反经济规律,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么。

南澳州担保2018年7月政策

对南澳州担保今年政策的总体印象是,更多的材料,更多的限制,更少的190.

其中增加的材料包括

1 对于澳洲的工作经验需要所有的技能工作的工作经验证明。

2对于南澳州的工作经验,需要所以技能和非技能的工作的工作经验证明。

增加的限制包括

1 有澳洲其他地方读书,工作经历的人员一般只考虑489

2 用proficient English 申请工作经验豁免只能申请489

3 每个人只能获得1次州担保的机会

现在州担保的清单还没有出台,但是估计很多职业都会是489 only, 不能再申请190了。

 

把移民最低邀请分提高到65动了谁的蛋糕?

今天移民局出其不意的将2018年7月1日 189 190 489 的最低邀请分从60 提高到65, 很多希望通过州担保拿到PR的申请人都发现缺少了5分,一般典型的大学毕业生走professional 路线的申请人分数包括,年龄30,学历15,澳洲学习5分,一共50, 就算要申请州担保的489 还差5分,如果是边远地区比如南澳州的毕业生可以取得额外的5分就是55, 那么可以申请provisional visa 489了,如果想一步到位拿到PR 还是差5分,如果雅思可以考到7777, 可以获得10分,或者通过NAATI 组织的社区语言考试CCL加5分,凑到65.  如果是非边远地区比如悉尼墨尔本的毕业生,只能通过雅思7777 凑够60 然后再申请州担保190,或者通过CCL 凑够55分,申请州担保489。也就是说CCL几乎完美的抵消了这次移民局提分的影响。相比而言这次提高州担保要求到65分对非边远地区TAFE 毕业生的影响大一些,TAFE毕业生一般不足25岁,一般典型的移民分数包括年龄25, 学历10, 工作经验5 ,澳洲学习5 一共45分 如果考不到7777 加10分,光CCL的5分也是不够489的邀请分的。如果年龄分能获得30分, 那么可以考虑CCL的5分,如果只是减少25岁以下非边远地区的TAFE申请人人数有限, 正如我上面所说,这个不是移民局的初衷,移民局是想尽可能多的压缩合格的申请人的,如果在像南澳这种边远地区读书的TAFE学生,一般多5分,现在如果年龄不到25 ,可以通过CCL 加5分,如果到了25 直接够55可以申请489,如果要像申请PR 还需要CCL或雅思7777,合格的申请人目前来看一个也没有少。

鉴于CCL 实在是太容易通过了,大部分申请人都能通过(据说设定90%的通过率),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制度安排也无法达到移民局预计的压缩申请人数的初衷。移民局可能没有考虑到CCL 这个bug 的存在,只把州担保分数提高到了65。我们认为很快移民局就会发现提高到65分并没有实质性的减少489/190这类州担保签证合格申请人的人数,移民局会进一步的把州担保190的分数提高到70分。 考虑到CCL 的开始时间是2019年2月,那么政府估计在2019年7月提高州担保的分数到70分。所以如果今年不利用CCL这个bug, 明年移民局就会通过提分的方式堵上这个漏洞就为时已晚。

如果把州担保分数提供到70分, 那就意味着典型的澳洲毕业生考到雅思7777 才有60分,想留下了只有去边远地区接受489, 考不到7777 的申请人也就相应的凑不够489 最低要的60分,也就是失去了所有州担保签证的申请资格,这样既压缩了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也暂时性的缓解了大城市的人口压力。

如果移民局想要进一步压缩PR 人数,州担保类别的移民无疑是明年的目标, 现在独立技术移民已经压缩到一年7200个邀请,15000人左右, 雇主担保估计也压缩到15000人左右了,州担保估计压缩的目标也是10000人。移民局需要一个等比例的移民签证组合。目前看来州政府给的配额过多,所以明年政府很可能通过进一步提高州担保邀请分数的方式来限制州担保配额的发放。志杰移民认为明年把州担保要求提高到70分是大概率事件。

 

 

 

 

 

如果组织伤害你,你该怎么办?

我们这里有很多申请难民签证的客户,很多人都比较纠结,虽然受到了迫害,但是那毕竟是我的祖国啊。我是不是应该忍受下去。这个祖国也可以替换到原生的组织,老板,上级等。如果这些组织和个人产生了矛盾,相对于机构处于劣势地位的个人是不是毫无胜算只能任人宰割呢?

我们介绍几个神一样存在的一人之力,颠倒乾坤的神人。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第一个人是Alcibiades, 这个人生活在古希腊,是雅典人,受迫害后,逃亡敌对国斯巴达,让雅典吃尽了苦头,又受斯巴达迫害,再次逃亡 斯巴达和希腊的共同敌对国波斯,让斯巴达吃尽了苦头。故事到这里,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类似的人,贾诩。如果故事到此结束Alcibiades 基本可以理解为中国的贾诩了。贾诩是别人的谋士,Alcibiades 则是自己干,他的精彩的还在后面,Alcibiades 竟然通过一系列的操作成为了雅典的海军统帅。领导雅典击败了斯巴达,最后回到雅典成为雅典的最高军事统帅。

Alcibiades 首先从和斯巴达的和谈出场,那时候的Alcibiade 初出茅庐,年轻气盛,能力很强,搞定了和斯巴达的合约,但是由于年轻,功劳被记在了 Nicias 的头上, 他很生气,决定暗中破坏这个协议。然后他就在耍了一个手段,让这个协议失效了,这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政治敌人Nicias. 既然和谈被破坏了就继续打吧,阴差阳错般,Alcibiades 被选为了远征军的将军,准备和斯巴达继续干。

本来Nicias 是不想继续打仗的,他就向公民大会提了一个超豪华的远征军预算,本来以为可以用巨大的开支让雅典人放弃这场远征,结果雅典公民大会却看到了巨额预算的另一面,他们认为巨额预算意味着巨大的收益和微小的风险。出乎Nicias 和所有人的预料,批准了这次原则计划,推选Alcibiades作为将军。

在出征前,Alcibiades 的对手就搞了一个神像破坏事件来陷害他。Alcibiades 还没有出征就已经官司缠身,罪名是不敬神,在古希腊,不敬神这个罪名是可以被处于死刑的。苏格拉底就是以这个不敬神的罪名给处死的。Alcibiades 也是苏格拉底的一个学生。 Alcibiades 出征后,他的对手又四处活动,给他安了一个企图垫付民主制度罪。有点类似中国的反革命罪。让他返航受审。他自知这次对手是要置他于死地,所以在返航的途中,找个机会跑掉了。 投奔了斯巴达。

有于他背叛去了斯巴达,雅典没收了他所有的财产。 他在斯巴达军队中当了一个顾问,由于他了解雅典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包括战略意图,部队人数,各个指挥官的情况,所以给斯巴达的建议都非常有针对性,雅典被斯巴达打的节节败退。这个原来的雅典人,现在比斯巴达人还斯巴达人。 但是据说有一次Alcibiades 趁斯巴达王出去打仗的机会,勾引了斯巴达王的妻子,把斯巴达王Agis 的王后的肚子搞大了。Agis 头上绿绿的,所以要派人去杀了他, Alcibiades 提前得到了内线消息。又投奔了斯巴达和雅典的共同的敌人,波斯。

同样的他掌握雅典,斯巴达两国的各种情况,给波斯国王提了一个渔翁得利的建议,让雅典和斯巴达打的不可开交,波斯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 波斯国王非常欣赏这个主意,Alcibiades 就成为了波斯的国事顾问。Thucydides 认为他这次投奔波斯就是为了回到雅典做准备。Thucydides 翻译成中文就是修昔底德,在西方的史学界地位有点像中国的司马迁。他有个一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假说。这个假说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现在的中美之间的敌意和冲突。Thucydides 认为Alcibiades 在下一盘大棋。

投奔了波斯之后,Alcibiades 就开始运作他的雅典回归之旅了。他首先是联系上希腊的远征军,和远征军统帅说,如果可以让我回希腊,废除迫害我民主大会,我将带来波斯的支持,把波斯的海军带来支持雅典也不是不可能。这对和斯巴达苦苦鏖战中的希腊军队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诱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就开始为Alcibiades 运作,最终成功的让雅典改换了民主政体。选出了一个代表大会制度。 原来的雅典是1人1票的绝对民主,现在搞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代表在军队领袖的带领下通过了赦免Alcibiades 的决定,派人去告诉他,让他知道是履行自己承诺的时候了。Alcibiades 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波斯国王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改变原来坐收渔翁之利的立场,不愿意帮助雅典人,眼看Alcibiades 吹的牛皮就要泡汤。如果Alcibiades 的承诺是一个玩笑的话,那真是一个国际玩笑。

这时Alcibiades 一方面对雅典来的代表开出了要赢得波斯支持的天价,表现出一种,不是我不能说服波斯国王,而是雅典不能接受波斯国王提出的条件的姿态。由于他的出色表演,雅典代表居然相信了。就把这个消息带回了雅典。雅典人很失望,但是并没有怀疑Alcibiades 在波斯的影响力。 雅典那边突然出了事情,支持Alcibiades 回国的人大代表们突然和海军中支持民主制的军队闹翻脸了。现在军队一方面要继续和斯巴达开战,一方面又被雅典政府当成了叛军。这个军队需要一个强人来领导,也想搞点外援,大家就想到了Alcibiades. 于是Alcibiades 就被邀请回了雅典的叛军当了将军。

Alcibiades 接受了邀请,来到了雅典的叛军,可是他并没有带来外援。但是他承诺,只要有他在波斯军队就不会于雅典为敌,因为他知道波斯国王的计划就是让斯巴达雅典斗个两败俱伤,坐收渔翁之利。 所以他这个承诺有没有他,都会实现。 就像预言明天因为他太阳会从东方升起一样。叛军可把他当成了救星。然后他就带领这个叛军打赢了斯巴达,被当成英雄一样迎接回了雅典。 不但拿回来原来被没收的所有财产,还成为了雅典的最高军事统帅。

真是让人眼花缭乱,神一般的操作。

 

 

第389期|房间里的大象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话说上世纪80年代,美国曾经有一家非常厉害的公司,叫王安电脑,创始人王安是华裔美国人。

Once upon 1980s, there is a very powerful company called Wang An computer. The founder Wang An is Chinese American.

王安电脑厉害到什么程度呢?比尔·盖茨曾说:“如果王安能完成第二次战略转折,世界上可能不会有微软,我也不会成为科技偶像……我可能就在某个地方做教师,或是一位律师。”

How powerful is Wang An computer? Bill Gaze once side :” if Wang AN could complete the second strategic change, I would not become a technology idol…. I might stay somewhere to be a teacher or a lawyer.

但是,这么牛的一家公司,1992年却破产了,以至于今天都很少有人知道它。

however, such a powerful company, ended in bankrupt in 1992, so that very few people ever heard about it.

那为啥它失败了呢?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王安把公司交给了他的儿子王列管理。在王列时代,公司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失误。但是王安说:他是我的儿子,我信任他。

So How does it fail? There are a lot of causes. One of very important causes is Wang An handed his company to his son Mr Wang lie to manage. In wang lie’s time, there are a lot big decision misplay. However, Wang An said : “He is my son, I trust him.”

企业决策失误很正常,但奇怪的是,这些错误命令都被忠实地执行了。在当年的IT行业,王安就是一个神话,谁敢怀疑他的判断?所以公司上下明知前面有地雷,仍然是并着肩地往前冲啊。

就这样,一家伟大的公司最终倒闭。

这样的故事,在创业界特别多。这些悲剧都有一个共通之处:公司往往不是被突发、意外的事件打垮,相反,其中的人早就知道有危险,可是因为大家都不说话,最终导致公司陷入困境。

这个状态,就是英语中的一句俗语,“房间里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意思是说,房间里分明站着一头大象,大家都看见了,可是人人都沉默,好像它不存在,直到惨祸发生。

“房间里的大象”这个概念现在用的很多,就是指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者感受。还有一个定义,更加准确和传神:房间里的大象,就是那些“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该知道”的事。

比如吸烟,大家都知道有害健康。可说实话,如果你在抽烟,别人劝你说“这对身体不好”,你会搭理吗?如果你不吸烟,看见别人在抽烟,你会劝他“别抽了,注意身体”吗?大概没人这么不知趣吧,所以中国男性吸烟率高达52.1%。

你看,“房间里的大象”明明就在,但是没人说它在。

这个词,和西方文化中的另一个词,可以相对应地理解,“皇帝的新装”,是明明没看到,但是大家都假装看到。“房间里的大象”正好反过来,明明看到了,但是大家都假装没看到。

那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

有好几个解释的角度。其中一个解释,是所谓“社会性误会”。啥意思呢?

误会和偏见,本来是不好的东西。但是有些误会,是社会需要我们有的,我们还能从中获利,甚至依靠它生存,这就叫社会性误会。

比如,为了避免尴尬。就像“性”的话题,性本来大家与生俱来,可是如果在公开场合谈论,会让大家尴尬。所以,“性”这头大象就站在房间里,在人类生活中那么重要,我们却很少公开谈论它。

再比如,为了避免痛苦。许多当年从纳粹集中营里活下来的犹太人,他们普遍不愿谈起那段经历,因为曾经尊严扫地,每次回忆都相当于又被羞辱一次。而加害者们,也不愿旧事重提,因为这要经历道德煎熬。你看,这是不是也是一头房间里的大象?

还有,为了减少孤独感,这也是一种社会性误会。人在社会中经常会产生孤独感,但是人类恐惧孤独啊,所以我们总是不自觉地在想,别人会接受什么观点,我们来迎合一下。很多房间里的大象,就是这么生出来的。

对这个现象,传播学上有一个解释的角度,叫“沉默的螺旋”。

简单解释一下。如果出现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每个人都会先去感知一下身边意见的气候。如果自己的意见属于多数派,那就放胆地说吧,越说声音越大。

而如果觉得意见的气候对自己不利,自己的观点是少数派,那很多人就会保持沉默,这一派意见的声音就越来越小。这两个过程叠加在一起,是震荡式放大,螺旋式上升,这就叫“沉默的螺旋”。

那些没有被表达出来的意见,声音越来越小,就变成了我们今天说的“房间里的大象”。

从整个社会来说,这个现象的源头是人性,无可避免。但是如果在一家公司里面,任由“房间里的大象”存在,这就很可怕了。

一般理解,企业的老板,设置各种各样的机构,任命各种各样的干部,本质上就是在搜集决策信息。所以按说,企业的老板是最了解信息的人。

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因为“房间里的大象”存在,企业老板恰恰可能是对最关键的事实一无所知的人。所以,比尔·盖茨有一句话,他重新定义了一下什么是CEO。他说,“所谓CEO,就是公司里最后知道公司要破产的那个人。”

那在企业组织里面,怎么才能赶走“房间里的大象”呢?很难。但是行为经济学还是提供了一个线索。

有一个很著名的实验:在一个玻璃罐中放满糖果,然后请一群人来猜,这里面有多少颗糖。那你想,每个人猜的肯定差异很大,有的猜200,有的猜1000。但奇怪的是,只要把他们猜的答案一平均,居然和实际的数字相差不多。

比如,2007年在哥伦比亚商学院就做了一次这样的实验。糖的实际数目是1116颗,73个学生参加实验,平均数为1115颗,只差一颗。所以你看,人群中涌出的群体智慧远远超过了个人智慧。

但是请注意,这个试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参与实验者彼此之间必须互相独立,在给出自己的答案前不能互相沟通。保持群体中每一个个体的独立性,是群体智慧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

当然也有人做过相反的实验,就是取消独立性,允许参加实验的人在给出自己的答案之前讨论一下。结果怎么着?“群体智慧”的光环消失了,正确率大幅降低。

原因是啥?根据我们前面讲的“沉默的螺旋”理论,一旦人群内允许相互交流,那就一定会有“意见领袖”冒出来。这些人推理能力强,口才好,有威信,他斩钉截铁说出来一个结论,其他人就只好跟上。

我们前面讲的“沉默的螺旋”就立即开始起作用,大家的判断迅速向这些意见领袖的判断集中,群体智慧也就消失了。

受这个实验启发,要想让“房间里的大象”显形,就必须抑制那些意见领袖发挥作用。

吴伯凡老师在「得到」的订阅专栏《伯凡·日知录》里,就提到过这样一个理论。一家公司的基因,最重要的是“信息传递方式”。那些小公司,为什么气氛好,效率高?

往往就是因为人少,信息传递机制非常地健康,是多信道、双向传递的,速度还非常快。但随着公司逐渐成长,渐渐变大,开始出现部门、层级。表面上这是好事,因为设置这些机构和层级,本身是为了解决效率问题的。

但是有一个负面的因素在暗暗生长,就是信息传递机制会逐渐向速度缓慢、单向、自上而下的方向发展。那些部门经理,关键的信息节点,就是在扮演“意见领袖”的作用,那组织内就会出现严重的消音机制。

最终的结果,就是最应该掌握全面信息的关键决策人,恰恰不掌握关键信息,房间里出现了一头或者很多头大象。

所以你看,为什么现代企业管理讲究要层级扁平?为什么现在企业招人,要讲究自我激励、自我驱动?为什么大企业要拼命地搞中层干部轮岗?

从今天话题的角度来看,它们某种意义上目的就是,抑制那些组织内的意见领袖、超级节点的作用,让信息交互充分地流动起来,让房间里的大象现出原形。

好,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明天见。

划重点
一家公司的基因,最重要的是“信息传递方式”。小公司效率高,往往是信息传递机制非常健康、快速。
但随着公司成长,出现部门、层级,本身是为了解决效率问题,却容易让信息传递变得缓慢。
最终的结果,就是最应该掌握信息的关键决策人,恰恰不掌握关键信息,出现了“房间里的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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